科学文化建构的历史逻辑和本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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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对科学的场域开放指向科学之于研究对象的不变性反思，形成对物的实在性表征所关照的科学哲学的自然进路。于此，人性缺场，语意失范，科学被推向纯粹的自然秩序而获得背向自身存在的表观确定性。理论实体的意义消解和SSK的人类学转向超越“自然—社会”非对称性解释循环。科学转化为地方性语境中的实践要素集合，其结构序列和逻辑秩序朝向人与物和合的文化场域延展。至此，科学复归地方文化语境实现科学文化的一般性建构。文化之于“人”的本质规定折射出科学文化“求真”“崇善”“臻美”的价值诉求，人之为“人”的存在意义在科学文化中被重新理解和诠释。
反思其演化历程，泰勒斯对自然的普遍化阐释开启自然哲学对事物不变性的本体论追问，并从本体实在性的客观向度规定了自然实体的存在样态和逻辑秩序。巴门尼德延续了泰勒斯对自然的解释范式，将本体的客观存在视为具有永恒属性且处于均匀延伸的“实在”，并赋予其先验的本体论意义。
对象的实在性建构形成科学哲学形而上学传统的同时，也开启了科学的自然化进程。然而，随着理论实体实在性的意义消解和建构主义科学观的人性宣扬，科学由理论和概念所通达和把握的本体实在转化为认识者心智建构的产物。于此，科学超越“自然之镜”对世界的静态表征，转化为干预和塑造世界的实践方式。SSK的微观研究从人类学视角巩固和深化了科学作为具有行动者属性的异质性要素集合的合法地位和存在意义，并试图从根源上消解自然和社会在科学建构过程中的非对称性矛盾。
然而，在程序性的实践语境中如何实现作为行动者的物质力量对科学文化的合理辩护，皮克林认为只有超越物的空间结构而复归其突现的时间差序之中，科学文化的全整意义和实践属性才能得以直观显现。可见，人类力量和非人类力量的交织和融通正在引导科学趋向一种更为开放和包容的语境化解释路径。
一、对立分化：“自然”和“社会”的博弈
传统科学哲学的先验模式开启科学的自然之路，并通过人的理性转场和经验感召，形成科学对自然的镜式映射和宏大叙事。科学的自然化进程实现科学对自然普遍阐释的同时，也赋予其超越人类时存的特殊权利。在此背景下，科学的“客观性”统一于自然的客观性。
在此过程中，阿那克西曼德对阿派朗的洞察，赫拉克里特对定则的追问，毕达哥拉斯对数的钟情以及亚里士多德对质料的执着无不体现出科学对自然世界的朴素追求。然而，随着人们对自然哲学所秉持的“确定性”反驳和科学形而上学传统的理性批判，以实证主义为基础和导向的科学观开始摒弃超越人类经验范畴的形而上学概念对实体的先验判断和生成预设，取而代之用实证性的经验观察和逻辑推理来还原和呈现现象世界的因果秩序和运行法则。
自然对科学的逻辑依附实现科学自然化的同时，也实现了人的自然化。在这里，人的理性趋向自然的客观性，人异化为自然的转录工具，表征的是以人为中介的科学对自然的如是复制。经由历史主义的范式革命和反科学主义的社会批判，科学哲学逐渐走上以解放人性为目的后现代之路，由此人的异化成为一切科学技术异化的源头。
对于人的理解，后现代主义则从存在论视角澄清了人作为时间和空间相互交织的在场性存在的一般意义，于此，科学的本质事态才能趋向对无可回避之物的归依进入无蔽状态。可见，对科学运行秩序的意义解构正是后现代科学本体重构的逻辑起点，流露出在批判科学逻辑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同时，将科学引向多元化、异质化和情境化的语言游戏之中的特征。
那么，在解构和重构之间如何避免形而上学的新虚无主义逆流，如何复归科学的“澄明之境”实现对科学在场性的确定性言说，如何澄清科学自然化进程中已被消解的人性价值……一系列问题的产生逐渐打破自然实在论对科学的物化束缚而引导科学哲学走向一种新的社会建构路径。
科学的社会建构论超越传统科学哲学的本体论和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框架，更加关注科学的人性基础和语境意义，并基于相对主义立场规约了科学形成的社会动因。传统科学哲学的先验进路将科学推向纯粹的自然秩序之中，漠视人的感性认知之于科学的能动作用，导致科学游离于人性场域而获得背向自身存在的表观“确定性”。在此，科学不属于人而属于物，其一切价值统摄于自然的必然逻辑并转化为上帝对人类的恩惠。
相反，建构主义科学观从人的存在性向度规定了特定文化范式下人之为“人”的一般意义。人之文化主体性的确立打破了科学作为一种去语境化和超文化性存在的合理性，并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角度阐释了科学产生、辩护和应用的情境性、社会性和文化性特征。SSK认为任何所谓的确定性知识都无法超越一定的理论框架，或者说知识在本质上就是特定实践场域中理论的具体化，而理论的形成与完善的过程只有在特定语境中才能实现，其语境意义正是基于人的主体意识和实践活动相互交织构成的社会关系的直接体现。因此，科学并非源于对自然的镜式映射，而是基于社会因素的主观建构，它从根源上蕴含着真理和谬误、理性和感性、必然和偶然等非对称性消解所指向的公平性和本体互证性（反身性）的因果逻辑。
二、和合统一：“人”与“物”的关联
以拉图尔为代表的巴黎学派提出了一种融合社会和自然双重维度解释科学形成机制的改良方案，即科学的异质建构论。异质性建构即在消解主体和客体、自然和社会二分对立基础上，强调人类活动和非人类活动等异质性力量（行动者）通过转译的方式维系网络结构中各要素的共生和契合，其目的在于揭示隐匿于科学建构背后的真实动因。在拉图尔看来，主体和客体并非不言自明和彼此甄别的独立存在，而是指向共同存在论基础的相互杂合和重叠的共生体，即拟客体。拉图尔承认拟客体的本体论地位，并赋予其行动者的身份属性和能动作用。作为行动者的拟客体在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生成意义的存在方式，这种生成机制通过行动者的某种实践活动所结成和缔造的异质性动态网络的逻辑化运行得以深刻诠释。这个由行动者链接的网络结构中，理性和非理性、精神和物质、事实和价值被重新界定，各异质性要素也通过冲突、转移、分配、消退等非线性耦合方式展现出人类活动和非人类活动的对称性特征。科学事实的建构和生成正是具有异质性特征的行动者在对称性的实践活动中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科学的存在意义也在彼此关联和生成的现实语境中内化为符号学表征的行动者相互链接的隐形网络，人与物嵌入其中成为关系网络的结点组织和维系科学实践的逻辑秩序。
至此，科学走向人与物和合的建构路径。异质建构论从人与物的关系角度将对称性原则由方法论推向本体论，从而在根本上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基于主客二分的形而上学框架对科学本体的物化束缚，并延伸到认识论层面，实现了科学对自然的理性检讨到反思科学实践本身的意义转向。
异质建构论立足人类学的研究范式，试图从科学知识形成的时空场域中还原具有行动者属性的拟客体在科学整体图景中的运行逻辑和实现机制。然而，这种具有本体论属性的拟客体在消解基于主客二分框架形成的自然实在和社会实在对科学本体预设的同时，也逐渐打破了科学与非科学的边界、科学内部人与物的边界，从而使科学的内在理性秩序耗散于广泛的异质性网络关系之中，致使科学陷入一种新的混沌和无序状态。
三、同构共生：语境化的文化实践
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性活动。科学的实践立场将自然之“物”和文化之“人”推向运行中的整体关系网络，进而科学的发生意义指向地方性语境中各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认识论耦合。科学的“地方”关照，赋予各要素在科学运行中的主体身份和本土属性的同时，也实现了科学对物的镜式映射形成的物化自然到以实践为导向和驱动的科学内在秩序的语境意义转变。当然，科学的实践本质承认科学运行中各要素的能动作用及其作为建构者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主体地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已经超越自然的存在本然和运行逻辑成为实践者主观建造的话语体系。换言之，科学的科学性既非建立在主客二分基础上对自然的如是表征，也非基于实践者的能动作用对客观世界的主观建构。相反，科学的实践本质是将一切主体、客体及其存在空间等异质性要素共同纳入整体关系网络并基于自然的本然面貌复归要素的逻辑序列，以此实现科学对自然的意义指涉。
科学实践的文化建构旨在突破主体与客体、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二分对立的封闭体系及维系自身秩序的非确定性异质化运行逻辑，从而将科学实践复归更广泛的整体文化冲突之中，并从认识论层面将其视为一种文化存在形式而赋予其文化的本质属性和现实特征。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科学本身是朴素的、至善的，其根植于生活世界并反哺人类文化，科学文化的蕴育过程既是人类认知空间和实践领域不断扩充和延伸的过程，亦是人类的本体之善在理性之路上臻于完善的过程。科学文化勾勒的意义图景深刻地嵌入人类生活世界并成为人类生活世界的一部分被重新定义。因此，将科学推向文化的原初状态，强调科学文化在人类文化体系中平等性和互补性，澄清科学作为文化存在的一般性价值，对认识科学文化的本质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四、人本向度：真、善、美的和合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昭示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的合理性，并从根本上规定了科学的文化存在样态和发展理路。文化作为人的实践产物，体现着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因而，文化的介入使科学与人形成特殊的指称关系，展现出科学文化的人本特性——“真”“善”“美”的和合。
首先，求真是科学文化的内核。科学文化立足自然发生场域，其根本任务在于揭示和还原事物的本然面貌和运行规律，其实质即通过人的主观实践活动阐释和溯源自然之“真”，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科学对象的客观性是科学求真的前提。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世界，自然的客观性决定科学研究的求真属性。其二，人类的理性思维是科学求真的基础。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的一切合乎法则的行为都是理性支配的结果。
其次，崇善是科学文化的基石。崇善是人性的基础和人之发展的向度，科学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展现出至善的品格特征，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形而下的物质之“善”。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不仅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和生活满足，同时人类命运也从依赖自然恩惠演变为科学之手实现对自然控制和改造的自我救赎。其二，形而上的精神之“善”。科学文化精神渗透于人的精神生命系统，指向人之发展的精神向度，展现出至善的人性品格，是人之为“人”本质的具体规定和现实体现。
最后，臻美是科学文化的特征。科学之美渗透于科学对自然世界的映现图景，其发生于以思维和意识为中介的符号输出和转化过程中形成的科学知识的美学凝练和统一。虽然，对科学之美的理解和阐释有所不同，但从其存在特征来看主要包括以下三种形式。
其一，客观美，即自然现象的多样性和内在机理的统一性之美；
其二，主观美，即人的思维创造性和连续性在趋向真理过程中的不完整美；
其三，交互美，即科学研究过程中折射出来的人性美和反作用于自然本身外化的灵性美。
科学之美渗透于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体现着自然在科学文化场域中的美学特质。
科学文化的“真”“善”“美”统一于人的本质，并指向人的终极发展。“求真”是科学文化的内核，是人类运用科学思维和方法认识客观世界的依据和准则，亦是人类理性的终极追求。“崇善”是科学文化的基石，是回归人性维度对科学的价值考量。“臻美”是科学文化的特征，是基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形成对自然的感知和体悟转化为符号表征实现的自然与人的完美对白。科学文化的内涵渗透于科学知识结构、组织制度和精神场域之中，深刻诠释了科学作为文化存在的人本规定。科学文化之真、善、美的统一，其实质是人的本质规定性——超越和创造在自然径向上对科学的现实诉求，亦是回归生活世界对人性价值的理性追问。
五、结 语
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立足生活世界指向人的存在意义和实践价值。如果说现象学是以生活世界理论发现和阐释知识生成的社会向度作为哲学认识论发生根源的话，那么，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无疑从形而上学层面展现出科学本体趋向生活世界现象学的认识图景和逻辑关联。生活世界作为一切实践基础而预先存在，在世之在的展开必然指向对生活世界以及涉足其中的自身的阐释和澄清，而其实现路径已被此在之人的生活实践所解释和阐明。从这个层面来讲，科学的存在论意义不是对科学活动本身的的预设和解释，而是立身生活世界之中的人的一种生存实践状态。在这里，主体和客体、自然和社会相互交织、塑造和强化，并逐渐生成和转化为彼此关联的异质性要素集合而趋向更为整体、开放和包容的文化发生场域。科学的文化阐释打破基于自然和社会二分的先验模式形成的非对称性逻辑框架，反而追寻作为行动者的异质性要素对世界的可能性解释所建构的科学景象及其在解构和重构过程中所塑造的现实存在语境。于此，对于科学之“真”的意义诉求便无法规避和超越科学存在的语境分析框架和作为行动者之人的价值眷顾。进而，科学求真的刻板化形象已消解，展现出崇善和臻美的人性温存，人之为“人”的本质内涵也在科学文化的历史演化过程中得以重新理解和诠释。
END
本文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2022年第44卷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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